高龄出走的托尔斯泰：逃离或归返

《列夫·托尔斯泰：逃离乐园》 （俄罗斯）帕维尔·巴辛斯基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10年10月28日，凌晨三点，82岁的列夫·托尔斯泰悄悄地离开了自己的家——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随行的只有他的私人医生马科维茨基。几天之后，托尔斯泰在旅途中因受凉罹患肺炎，逝世于阿斯塔波沃火车站。

(资料图片)

托尔斯泰的出走，受到冲击最大的显然是他的夫人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任何丈夫的出走，对于妻子来说都绝非好事，更何况，托尔斯泰是鼎鼎大名的俄罗斯国民作家。更不幸的是，两天之前，这对夫妻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这场争吵是他们长久以来矛盾的激化，也是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的导火索。可想而知，索菲娅承受的压力，在得知丈夫出走的消息后，她两次试图自杀，得到丈夫死亡噩耗之后，她陷入了无尽的悲痛。

她失去了丈夫，而她必须为此负责，伟大的托尔斯泰抛弃了她，而她将背负着这份屈辱，以不光彩的面目独自踟蹰于冰天雪地。但是，对于索菲娅，这是否公平呢？托尔斯泰的出走，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大事件，它不可能只被当作家庭悲剧，它隐藏着托尔斯泰文学与人生哲学的终极密码，也是十九世纪晚期俄罗斯社会运动与民族性格的极端体现。如果认真地思考、剖析这一事件，我们会得到哪些启示呢？

托尔斯泰与夫人索菲娅

天才的矛盾婚姻

俄罗斯当代作家帕维尔·巴辛斯基自称“一生都在研究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逃离乐园》是一部非典型性的传记，抛弃了传记写作通常的线性叙事手法，开场就是1910年10月28日深夜托尔斯泰的出走，这个场景被描述得极具文学张力和画面感，我仿佛目睹了深夜时分老人的匆匆离家，感受到了当时气氛的紧张，他为什么那么害怕惊扰妻子害怕被阻止呢？他为什么像一只期待已久逃离牢笼的飞鸟呢？巴辛斯基成功地写了一个好开头，随后，他用抽丝剥茧式的解谜手法，一步步重建托尔斯泰的人生经历，那些影响到托尔斯泰最终抉择的因素在幕布上逐渐显现，从模糊到清晰，从表层到内里，碎片渐渐合拢为完整的人生拼图，这部出色的传记真正深入地挖掘了托尔斯泰出走背后的深层原因。

巴辛斯基说：“托尔斯泰的人生有三大转折点：婚姻，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世界观的变化，离家出走。”随后，他马上补充，由于最后一次转折如昙花一现，时间太短，所以，托尔斯泰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只有两桩：结婚，世界观的突变。托尔斯泰在婚前婚后及世界观转变前后，判若两人，这种改变不是渐变，而是突变，是全然改观，他眼中的世界无复往日，许多东西在他心目中变换了位置，重要性此消彼长。

1862年，托尔斯泰与索菲娅成婚，托尔斯泰时年34岁，索菲娅18岁。在那之前，托尔斯泰过着荒唐的放荡生活，像大多数贵族青年那样，托尔斯泰伯爵到处寻欢作乐，美酒、纸牌加女人，成了生活的全部，而在他打算稳定下来过家居生活时，像索菲娅这样出身良好、受过教育的纯洁女孩成了妻子的首选。他可以凭借自己的意愿轻而易举地将她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模样，一位理想的妻子、母亲和女主人。在婚后的前15年，他生活快乐，心安理得，而她养育孩子，操持家务，处理从前没有经验的庄园生意，调适心态适应丈夫寻花问柳的生活，哪怕她知道了他与农妇早就有了私生子，哪怕她清楚地知道丈夫心爱的女人都是谁。

当托尔斯泰紧张不安地等待火车到站之时，巴辛斯基在刻画托尔斯泰的心境时，用几句话概括了索菲娅的一生：那位与他相濡以沫58载，为他生过13个孩子，将存活下来的7个子女抚养成人并繁衍出23名后代的妻子；那个一肩挑起雅斯纳雅·波良纳的风雨，将庄园经营得井井有条的妻子；那个在他每部著作中都倾注过巨大心力，为他抄写手稿，装饰版面，为他的文字加工润色甚至代为捉刀的妻子；那个九年前当他偶感风寒命悬一线，彻夜不休看护他的妻子——就要睡醒了。这段描述是很重要的，它表明了索菲娅对于托尔斯泰生活与事业的重要性，索菲娅在托尔斯泰晚年处于家庭强势地位，可是，即使托尔斯泰知道妻子为他做了这一切，他仍然要走，而且害怕她会追来，这对夫妻彻底决裂了，绝无挽回的可能。

托尔斯泰与索菲娅的婚姻从开始就埋藏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托尔斯泰可以撒手不管任何世俗事务，而索菲娅却不能这样，她需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越来越世俗的、斤斤计较的家庭主妇，只有这样，她才能保障丈夫的事业与孩子们的生活。可是，恰恰正因为如此，世俗的索菲娅离托尔斯泰的理想越来越远，尤其是在托尔斯泰的世界观转变之后，索菲娅甚至成了托尔斯泰的敌人。托尔斯泰要将所有财产分给农民，托尔斯泰宣布放弃作品版权，无偿地贡献给世界，可是，这么大的一个家庭、偌大的庄园生计该如何维持呢？双方各执一词，各有道理。索菲娅无法理解托尔斯泰深刻的内心世界和理想追求，可是，试问，谁能做到呢？如果没有索菲娅的坚持和严格的督促，托尔斯泰还能在优裕的生活环境中安心写作吗？

很久以来，人们对待索菲娅的态度是很不公平的，大多数人觉得这是嫁给天才需要付出的代价。这部传记给了索菲娅一次辩解的机会，但我们也不要将它浅薄地定义为一次女性主义的逆袭，作者没有过度渲染索菲娅遭遇的不公，作者更关注的是托尔斯泰和索菲娅的婚姻故事所内含着的更深刻的思考。这世上，是否真正有着内心世界和理想追求一致的夫妻呢？我们该怎样去理解对方的处境和心态呢？当理想和现实发生矛盾时，我们是否能够处理好呢？这部传记追索的是我们人生中难以解答的那些也许永远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

“纯粹的俄罗斯灵魂”

托尔斯泰的很多行为看上去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不断犯错，活得很自我，另一方面，他又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忏悔。托尔斯泰怎么能活得这么“分裂”呢？可是，试问，这世上，有哪个人是能做到完全不“分裂”地、完全真实地生存的呢？

巴辛斯基堪比灵魂解剖师，不断解析托翁身上“神性”与“人性”的冲突。他的泛滥的动物性意识，他服从享乐的人类的本能倾向，托尔斯泰迫使我们正视生而为人的缺陷。托尔斯泰之伟大，正在于他耗费了一生去努力解决这种冲突，不只是在思想上，而且在行为实践上也要做一番尝试，他要实现自己人生的升华，并且带动社会文化的改变，这几乎是镜花水月、蝼蚁撼树的无用之功，而托尔斯泰决绝地去做了，决绝地向前，不留退路，试问，古往今来，有几个人能做到？

索菲娅与托尔斯泰确实处于两个境界。索菲娅可以说是人类在物质生活层面很多美好品格的化身，而托尔斯泰义无反顾地向着精神层面的突破而去，他在现实里不可能再回头了，因为他的精神意识已经向着寻找人生的终极意义而去了。我想起伍尔夫对托尔斯泰的评价，她说托尔斯泰最强烈地吸引着我们，也最强烈地引起我们的反感。为什么反感呢？伍尔夫说：“在所有那些光华闪烁的花瓣的中心，总是蛰伏着那条蝎子：‘为什么要生活？’”人们难以忍受这样“蝎子”式的追问，绝大多数人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完这一生，可是，有些人不肯，他们不懈地追问着，在这种追问中鲜血淋漓地直面自己的不堪，哪怕把自己逼向生命的绝路。伍尔夫的死亡是如此的，而托尔斯泰的逃离，也是以死向生，是一次奥德赛式的心灵归返。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写道：“把约伯的痛苦和快要自杀的托尔斯泰的痛苦相比较是很有意思的。约伯的喊叫是那种在生活中失去了一切，成为人们中最不幸者的受苦人的喊叫。而托尔斯泰的呐喊则是那种处在幸福的环境中、拥有一切，但却不能忍受自己的特权地位的受苦人的呐喊。人们追求荣誉、钱财、显赫的地位和家庭幸福，并把这一切看成是生活的幸福。托尔斯泰拥有这一切却竭力放弃这一切，他希望平民化并且和劳动人民融为一体。在对于这个问题的痛苦中，他是个纯粹的俄罗斯人。”

这就是“纯粹的俄罗斯人”，因为在“纯粹的俄罗斯人”身上，有着强烈的“罪感”。俄国知识分子普遍具有拯救人类、拯救世界的宗教使命感，他们社会地位优越，物质生活富有，但他们不想耽溺世俗的享乐，他们挂念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关注不公正的社会现实，于是，这种“罪感”往往与民粹运动相结合，发展成为自觉的社会革命。每个民族都拥有具有牺牲精神的伟大人物，但很少有民族像俄罗斯这样人数众多，也很少有民族像俄罗斯人这样主动履践。只要回顾俄罗斯文学里，从普希金·奥涅金开始的“忏悔的贵族”、“忏悔的知识分子”系列形象，我们就能明了这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的共同特点。“罪感”在托尔斯泰身上得到了鲜明的凝结，这是俄罗斯灵魂冲撞下的人类命运的大悲剧。

托尔斯泰的生活充满了矛盾，摇摆不定，因为他长期为一个问题所困扰，“即如何在良心面前论证其生活的合理性，并进而赢得安宁的精神幸福”（德·斯·米尔斯基）。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在“走到人民中去”运动中到达顶峰时，托尔斯泰经历了人生中最大一次的精神危机，从前为他的生活提供精神支撑的事物——家庭幸福和艺术创作——突然失去了意义，他必须抛弃旧我重塑新我，在自我厌恶中实现自我超越，构建一种内在的坚韧的信仰。而索菲娅，作为旧我的一部分，被毫不留情地割舍了，并且因为她的激烈反对而成了他的对立面。索菲娅指责托尔斯泰“虚荣”，我想，这是一种入木三分的指责，惟其虚荣，才更加真实，揭示了人类内心深处那些无意识的层面，那些带有某种不自然的可能有几分矫饰的挣扎。何为良好生活？我们始终在与自己的良心作战，在真实与谎言中挣扎。

阅读《列夫·托尔斯泰：逃离乐园》，带给我很多思想冲击，很少有传记能像它那样如此深刻地进入精神层面的探讨，那是托尔斯泰也是传记作者带给我的灵魂叩击，我愿意称之为“年度文学传记最佳”而推荐给每一位读者。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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